中国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然而，民族服饰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服饰变迁史。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但又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记录。弄清某一民族的服饰变迁史，有助于加深理解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笔者对纳西族的服饰变迁史进行了研究查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环境与气候，是造成纳西族服饰“厚重”特色的主要原因。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漫长的过程中，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想尽办法认识自然、改造自
然，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服饰，就是这种适应性选择的直接结果。古人把服饰问题放在“衣、食、住、行”之首，说明服饰是人类原始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厚重”是纳西族服饰变迁中较为稳定和普遍的特色。以丽江坝区传统女性服饰为例，上身第一层为衬衣，第二层为夹层大褂，其中后摆直达小腿部，第三层为粗呢“氆坎间”。第四层是“七星羊皮”。下身是裤子、大褂尾摆和围腰。头上是一个半球形的头箍，其上有加厚的衬布和加宽的遮阳片。粗略计算，一套传统服饰，其重量少则七八斤，多则十余斤。

在探讨这一“厚重”特色的成因时，我们看到纳西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及其气候因素。据史载，纳西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从黄河流域南迁，至迟在秦代以前到达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这一地区是典型横断山区，其气候特点是“早晚冷，中午晒”，夏季凉爽，寒冷，为了抵御寒风，她们采用了较厚重的着装。 　　如前所述，纳西服饰以“厚重”为特色，而“厚重”就难免“粗笨”，“粗笨”就难于被　今天的年轻人所接受。这巳成为民族服饰传承中的一大障碍。几年前，有关部门率先对传统服饰进行改革，多数人都选择了面料轻薄、色彩鲜艳的新装，穿在年轻女性身上，确也出彩。但笔者每见丽江导游小姐早晚时间在漂亮的民族服装之外罩上一件厚实的风衣，不用问，从她们冻红的脸蛋上看出，新式服装满足了的需求，但达不到御寒的目的。这也是今天新式服装难于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生产力水平是纳西族服饰面料选择中的制约性因素。

　　服饰，作为一种人类制造的产品，它的发展与变化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纳西族服饰在近2000年时间里，其面料选择经历了从皮革、毛毡、麻布到粗呢与细布的发展过程，基本反映了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相应水平。

　　秦汉时期，纳西族以游牧、征战、迁徙为主。拥有制盐和冶铁技术，但主要用于生产与军事活动。可通过贸易途径从邻近地区换得一些布料，但当时仍以皮毛制品为主，《东巴经》中也多有此类记载。
到唐宋时期，纳西族“男女皆披羊皮”，但此时的羊皮已经有较好的加工工艺，因为当时纳西族制造的“摩梭盔刀”、“铎矟”、“革鞋”、鞍具等颇有名气。这种“军工技术”肯定影响到服装的特作水平，而且军事活动和对外交往也影响了服装的改进，比如传统服饰多有条带捆绑的特点，脚上则“缠以毡片、挟短刀”，头发从早期的“编发”到后来的“束发”，依稀可见军事装束的影响。

　　元明时期，内地轻纺工业较为发达，纳西族进入稳定的农耕定居时期，随着贸易的活跃，内地移民的增多，一大批工匠艺人进入纳西族地区，加上民族上层多次到中原参观访问，引进内地文明，使纳西族地区出现了“富冠诸土郡”的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当时“男子头绾二髻，旁剃其发，名云三塔头，卫附绿珠，腰挟短刀，膝下缠以毡片，四时羊裘。妇人结高髻于顶前，戴尖帽，耳坠大环，服短衣，拖长裙，覆羊皮，缀饰锦绣金珠相夸耀”。显然巳有明朝服饰的影子。

从“四时羊裘”到“短衣长裙”，表面看是服装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服装面料的生产水平和制作工艺的变化，正是因为明代发达的纺织业和加工业，才有可能使纳西族服饰过渡到“短衣长裙”时代。联想到兴盛于明代的丽江古城，其中就以发达的工商业作为其经济基础，那里生产的皮革制品，铜器、铁器、毛、麻织品，曾行销滇西北地区和藏族地区，充分显示了生产力水平对服饰面料和制作工艺的决定性影响。 三、宗教文化因互是纳西族服饰颜色选择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早期的是御寒遮羞为主要功能，那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宗教文化的审美因素。最终固定为民族识别的外在因符号。 　　纳西族自称“纳”。“纳”即“黑”，“黑”即“大”。因为在先民的观念时里，“光明”是看得见的，因而是有限的；而“黑暗”是看不见的，因而是无限的。所以在民族语言中把“黑”引伸为“大”。称大江为“黑水”，称大山为“黑山”，称自己为“纳西”即“大族”之意。有人因此认为纳西族是“尚黑”或“尚白”。纳西族也不例外，她有“尚黑”的一面，也有“尚白”的一面。《东巴经》中有著名史诗《东埃术埃》即是讲黑，白两个部落争夺太阳的故事，但史诗所赞颂的正义方是白部落。纳西族的战神、胜利神和保护神“三朵”，也是玉龙雪山化身，是个白盔甲，骑白马的战将。由此看出，纳西族既崇尚黑，也崇尚白。

　　在历史传统上，纳西族“不事神佛”。惟祭天为大，崇拜自然神，热爱自然，崇尚天性，乐天知命。被誉为是“自然之子”。《东巴经》在描述自然和人类诞生的过程中，往往要讲到黑、白、红、绿、黄等多种颜色的“蛋”互相撞、交混，变化出各种生物。《东巴经》中有四样神物。即神山――居那什罗山－，神海－米令达吉海，神石――赠峥含鲁巴，神树――含英巴达树，四样神物有黑、白、黄等颜色，这种多色彩观念反映了纳西族居住地域内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也影响到服饰颜色的选择上。
　
　　丽江民间有“纳西标谋通”（纳西语，意为纳西人以穿青色衣裤为相宜）的俗语，但并不排斥服色搭配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山地居民喜暖色，湖畔和坝区居民喜用青、紫、白、黑等色，追求与环境颜色的反差与协调。如丽江和泸湖一带，喜穿青、蓝、黑色衣裤，着白裙，系红腰带或彩色腰带，着黑布（皮）鞋，尤其丽江坝区产羊皮，基本是黑白两色的组合体，但“七星”缀饰却用五彩丝线。而传说中的“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说法，则赋于一种以勤劳为美德的象征性，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被众人所认可。

　　宗教文化的另一方面是相邻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纳西族与汉、藏、彝、白、傈僳等民族长期交往，部分地区处于杂居状态，而纳西族在文化观念上较为开放，关于吸纳兄弟民族民族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吸纳表现在服饰上，就是相互交融。比如泸沽湖畔摩　梭人的服装，男装的宽边呢帽、高筒靴，“楚巴”样式的斜襟上衣与藏族风格相近；而女性服装中的长裙保持了纳西族的传统，但编发与头饰，显然兼有藏、纳融合的特色。盐源一带的纳西族支系“纳汝人”，其黑头帕与蓝布衫明显与当地汉族相似。三坝纳西族编发时喜编一色丝带。与藏族相似，但黑色长衣又是自己的特色。至于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维西等民族杂居的边缘地区，由于各民族间互市互婚是存在，又处在同一气候带内，民族服装多有互相借用和混穿的情况，有时是这一民族的，裙子以是另一民族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域内几个民族服装互不相同，但风格相近，部分衣服可以混穿的情况。

四、社会变革是纳西族服饰风格急变的主要原因

　　服饰一旦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便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时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使服饰风格短期内发生急变。中国近代户主革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穿“中山装”结束的。“文革”时期丽江“破四旧”也曾首先拿服装开刀。而近年改革开放，西装、牛仔服、运动服、休闲服流行，成为国民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

　　对纳西族来说，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的“改土归流”是一次触动较深的变革，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服饰文化领域。当时的流官知府以“否定一切”的过激行为。对纳西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以夏变夷”　内容的变革，强制性地将原来的“短衣上袖”，并在短衣加长了后摆，变为“前短后长”的宽大袄子。又将长裙一破为二，只保留了一片围腰。这种服饰除了便于劳动而外，已经散失了原来裙装的飘逸之感。而泸湖湖地区远离纳西族政治中心，环境较为封闭，未受冲击，至今保留了‘短衣长裙“的古风。

　　辛亥革命时期，纳西族男子服饰彻底汉化。长衫、学生装、中山装逐渐流行。直到解放后，一种叫“滚史”的对襟棉被成为男子服饰的为主体。

　　到“文革”时期，把服饰列入“四旧”，主张变革。曾有剪长衫后摆、去头箍等动作，推广“解放帽”，穿汉装，只是丽江的气候特点，那块羊皮终未能取缔。

　　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共工作中心。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文化的活跃，竞争的激烈，新一代年轻人不再穿民族服饰，城镇中许多人不再说纳西话，主动融入现代潮流。到九十年代，纳西文化受到举世关注，丽江旅游持续升温，随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不被看重的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建筑等又受到重视。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服饰改革，在旅游等窗口行业推广民族服饰，一时间，丽江城乡又冒出一批身着民族服饰的年轻女性，成为丽江旅游的一道风景线。这样的“民族服饰”当然给旅游业增添了艳丽的色彩，但由于它的局限性，远没有达到保护或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　。民族服饰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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