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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书
    在介绍达巴教时,认为达巴是不用文字的,而是使用口头经典,全凭心记口传,这在原始宗教中是不乏其例的,只有巫进入了它的高级阶段——祭司出现之后,才发明了文字。如纳西族东巴的东巴文、彝族毕摩所用的彝文、普米族汉规所用的图画文字等。达巴不用文字,这是过去调查的结论;但是后来有人在当地发现了有的达巴也有一种原始的文字,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摩梭人也使用物号“文字“、刻划符号、巫图,上述事实对复原原始文字的发生过程,有重要借鉴,因此在此加以介绍。


以物记事

  摩梭人无文字,上层人物用汉文、藏文,喇嘛教皆用藏文,在个别地区也有用东巴文字的。一般群众不用文字。

  当地保留了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的遗迹。过去以结绳记日,即在一根绳子上,打个结为一天,两个结为两天,十天为一个大结,依次来记录重要事件的时间。刻木记事我们搜集到一件实物,是达巴制作的,当地每年从四月初一开始封山,直到八月十五开山为止,其间也是禁山时期。多奢村在村西头山包上埋一根木柱,下有烧香的石塔,每户轮流去烧香,为了传递无误,他们做一个木刻,长55厘米,一头拴一绳,供提挂之用。在木刻上刻三十户,每户一个缺口,十户刻一个十字。第一户烧后交给第二户,依次类推,到第十户为一旬。月底传完再从头开始。

  遇到军事冲突、打冤家或重大丧事,头人和达巴还使用一种叫“西吉阿卓“的通信工具,好鸡毛火炭信,它是在一个小木片上,顶端夹一根鸡毛,木片上用布或纸包一块木炭。由人送至对方。火炭像征火急,鸡毛表示飞快的意思。

  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还有一种羊皮疙瘩,也是一种原始记事方式,也就是以羊毛绳打的结。当地有48个普米村,就在羊毛绳上打48个结,另外取一木片,夹上鸡毛、火炭,由一个向48村传递。人们将上述做法称撒羊毛疙瘩。据说,当地有急事时,要自动开会,成年男人参加,各抒已见,当某人提案获得公认时,该人就成了临时头人,普米族称“土子古明“。他没有特权,也不是公职,只是撒羊毛疙瘩的负责人。当所有村寨都得到了通知,看到了羊毛疙瘩,各村头人就按时、按地赴会,共同从事聚会或执行任务,这时土子古明就成了临时首领,此事办完了,他就卸任了。由下一届土子古明主持。

  据作者调查,左所在解放前共发生过三次撒羊毛疙瘩:

  第一次:彝族占了波可村普米族的土地,土司家没办法,波可村向四十八村普米呼吁,要求帮助。当时就散羊毛疙瘩,凭人力与彝族去争,彝族看到普米族人多势众,就把土地退回来了。

  第二次:左所土司喇宝成的爹是个酒坛子,成天喝酒不理政事,结果大权旁落,百姓交的钱粮,多半被属官吃了,到不了土司家手里。喇宝成十八岁时,下决心整顿。他不找当官的,专找普米百姓,请四十八村伙头喝了鸡血酒。对人们说:“官不大,百姓不小。我们喇家是众百姓找来当的官。百姓给我们上钱粮,我们给百姓办事,现在我家钱粮多半不到手,办事也难。我还是只有靠大家支持,请众伙头给我想个办法”,说完就流泪。

  喇宝成当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娃娃,能讲出这样的话来,众伙头听着是入耳的。大家议论说,我们左所是“官好吏不好”,把规矩搞乱了,所以办事不力。喇宝成说,百姓给他家交的钱粮,多半被大头人波学品初吃了,我们就决定整治这个波学品初。由“土子古明”齐加让米则向四十八村散出羊毛疙瘩,喇宝成派人领路,集合了几百人,把波学品初家团圆围住,先是一阵乱石子打房子,然后一轰而入抄了他的家,把人揍一顿,问他:“你还敢吃土司家的钱粮不?”此事一出,其他属官人人胆寒,都不敢小看喇宝成。

  第三次:也是喇宝成发起的,他认为普米族的婚姻三回九转新娘不坐家,不利于人口发展,提出改接四次亲的习惯,男方接两次新娘就坐家。此事提是提出来了,但参加的都是男子,女人没有参加,道理也许不透,后来还是改不过来。此次领头的“土子古明”是碧基村的伴布里。

刻划符号

  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考古学家曾发现许多刻划符号。它是一种记事方式?还是一种原始文字?迄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迹。我们在泸沽湖地区调查中发现,当地的摩梭人、普米族还使用一种刻划符号,对解开仰韶文化刻划符号之谜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摩梭人的木结构建筑上,留下许多刻划符号,如果按内容划分,基本上包括三种:

方位符号

  摩梭人的房子是由原木垒成的,一般为方型或长方型,所以房子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面的原木均标出自己所在的方向,即在原木上砍一个符号。东方多用O,也有用V、X的;南方为↑和O;西方为△、人、十;北方为口、X、∧。

  该族对方向十分重视,以太阳出没定东、西,然后才判断南、北方向。他们称东方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方为太阳落下的地方。他们的房屋多数朝东方,背向西方,认为迎日而居,生活会日益美好。当一座新房落成以后,木匠要牵一只鸡,围绕正房的男柱和女柱转三圈,然后刺破鸡冠,将鸡血滴在酒里,供来宾共饮,最后把鸡放掉,认为鸡往东方飞最吉祥,反之就不吉祥了。摩梭人死时实行火葬,头向西方,相传人与太阳一样,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如日落西山。因此,他们经常以太阳标志东方。

数字符号

  摩梭人计算数字,以石子、粮食粒和串珠为工具。其中以石子计算较为流行。计算时,取大石子为百位,中石子为十位,小石子为个位。如果小石子到了十个,就换一个中石子,中石子到了十个,就换一个大石子,实行十进位制。这种进位制的起源,可能与双手或双脚计算数字有关。

  在木垒子房子上,除了标出方位符号以外,还要标出数字符号。因为房子的每面墙壁,都是由18根到23根原木垒起来的。要自下而上,标出数字符号,通常以竖道标记,一根竖道为一,二根竖道为二,依次类推,第23根就划23根竖道。这种数字标记,可能来源于竖看手指形状而来。此外也有用横道和斜道的。

私有符号

  摩梭人为什么使用刻划符号呢?这与他们的建筑形式有关。因为他们以原木建筑房屋。在地基附近先砍码口,垒成房子样子,然后拆开,逐一搬到地基上去,为了防止原木混乱,在垒成房子形状时,必须砍符号,最后拆开,根据刻划符号次序,在地基上重建房屋。

  摩梭进入阶级社会,就把原始的刻划符号应用于标记私人木料。原木是在山林里砍伐和晒干的,然后搬运到村内,仍然要放置若干时日,期间容易丢失或被拿错。因此在原木上要刻上一定的私有记号。
私有符号没有一定规律,各户砍各户的,就是一户的原木,也可以砍若干种符号,只要自己认识就行了。我们搜集了二十多种,其中有些是方位和数字符号。

  以上三种符号,多达十几种,一般是用斧子在原木上砍成的,另外也有一种书定符号,两者形制一样。书定工具是鸡毛和竹管,后者端部削成笔尖形状。墨同锅底灰和酒拌合成,呈黑褐色,经久不掉。
归纳起来,摩梭人的刻划符号有以下特点:第一,没有统一的规范,随意性很大。其中除数字符号外,其它都没有固定的符号,各人砍各人的,以自己认识即可,所以符号多种多样。第二,这些符号虽然有明确的形状,但是不发音,具有示意的作用,便于当事人或后人记忆、使用。第三,在三种符号中,以数字符号应用最频繁,使用范围也大,为了便于记事,数字符号已经趋向固定,即以竖或横道标志数字,有多少数字刻几道,这是相当进步的记量方式。第四,这些刻划符号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两个村了使用,而是在木里、盐源、宁蒗三县许多地区都流行,凡是有木垒子建筑的地区都使用这类刻划符号。

  最原始的记事方法是刻木记事或者结绳记事,进而才出现刻划符号,然而刻划符号仍只具有记事的作用,还不是发音的文字,但是它比契木和结绳记事进步,是文字产生的先河。

图画经书

  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支,属东部方言,丽江纳西族为西部方言,有象形文字。余庆远《维西见闻记》:“竹笔,么些、古宗用赭黑而无笔,以竹为锥,长三寸余,膏煎其颖,令其锐,以大指食指掐而书之。”这里说的就是东巴文字、东巴经。那么,东部方言地区有无文字呢?过去学术界公认没有文字,其实不然。

  据群众传说,原来他们有文字,定在羊皮上。有一家兄弟八人,其中两个来前所住下,不务正业,在竹篓外边披一件上衣,说是男神,又给一个竹篓穿一件裙子,说是女神,许多群众都信以为真,膜拜一已。后来土司发现了,说两兄弟弄虚作假,抓在牢房中关押,两个有受不了苦,想越狱,但是窗门都很结实,又没有得力的工具。后来他们发现身上有一根针,就在屋壁上钻孔,仍然出不去,哥哥变成一只蜜蜂,钻出去了。弟弟变成一只马蜂,没钻出去。哥哥越狱后,又找来刀子,将孔扩大后弟弟才逃出来。土司知道后,派人追捕,兄弟二人爬山越岭,渡河过海,才逃脱土司的追赶。在路上两人又饥又渴,把带在身边的羊皮书烧吃了,从而使他们失去了文字。

  在达巴的传说里,认为是有文字的,由达巴掌握,有一次达巴取经归来,把羊皮书烧了,吃下充饥,于是摩梭人的文字失传了。

  传说只是传说,还不是信史。解决的关键还要从事田野调查。有幸的是云南社科院杨学政先生在永宁区温泉乡阿乌达巴处得到一种摩梭人的占卜书,称“算日子”或“天书”,共十二篇,每篇记一个月内的吉凶日,共用32个符号,每个符号有固定的形、音、义,已初具文字的特征。

  2000年夏天,作者带着这一课题,也有不少发现:

  例1:我们的调查是从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垮村开始的,在木垮村杨松弄家发现一本经书,近方形,长约16厘米,宽约11厘米,共24页,其中20页有画,有人物、器官、动物,个别画面还有一种罕见的哥巴文注释,不过该书为初次发现,其图画的像征意义,功能还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例2:我们在前所乡三家村布塔家也发现一部经书,主人布塔兵马于1993年去世,经书就是布塔兵马抄定的,白纸墨书,近方形,长宽各为16厘米左右,共有12页,每页有30格,每格为1天,共360天。每天以两或三个象形文字表示该日吉凶祸福。目前布塔家已经无人当达巴,但是经书、法器具全。

  例3:我们抵达木里县屋脚乡利加嘴村何多吉达巴家,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头就抄有历书。这是一种钢笔抄本,也是360天,每天以两个象形文字书定。

  例4:在屋脚村达瓦松布家还看见一种经书,称“陆蒂”,汉意为祭龙王经,该书为长方形,长17厘米,宽6厘米,共24页,每页为1个月,上页以符号书定1个月30天,下页为属相,包括牛、虎、免、龙、蛇、马、羊、猴、狗、鸡、猪、鼠12个月,每月以“十”或“干”符号记录,如在其上划一圈或加一点,当天即可祭龙,否则不能祭龙。

  例5:屋脚村达巴达瓦松布有两本经书,其中之一为历书,该书为长方形,长17厘米,宽7厘米。书有封面,书以藏文。共14页。其中有5页为象形文字,另外有9页为藏文字。该书与过去杨学政发现的经书属于一个类型。

  例6:在利家嘴村杨多吉多次尔达巴处也看见一件“格木”经书,书为彩绘的,360天每天以3个符号标志,也以象形文字写成,字体大同小异,但有一些变化,如蛙、蝌蚪等,都不见于其他书。
以上6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摩梭人有多种形成的经书。

  田野调查证实,摩梭人不仅有经书,形式还是不少的,一种是符号式经书,如《祭龙王经》就是一例,所用符号类似摩梭人木垒房子上的刻画符号,一种是象形文历书,如各地所发现的历书,都是利用象形文字书写的,还有一种绘画式还相当多,总数不下百幅,这些画类似东巴画。

  从民族学资料看,最早的文字是由巫或祭司发明的,因为他们是当时知识的传人,有保存、传授、应用各种知识的责任,需要有一种文字出现,如汉字最早是甲骨文,是由贞人发明的,贞人就是商代的大巫。民族学也说明不少文字是由巫师发明的,如彝族毕摩发明和应用了彝文;纳西族东巴发明了东巴文;耳苏人(西番)发明了耳苏文;文字的发明与巫有极密切的关系,后来才普及到民众中去,成为社会公认的文字。

  第二,过去认为摩梭人没有文字,从目前所看到的达巴经书看来,摩梭人已经有文字,起初可能是刻画符号,后来使用以绘画的形式,绘神像、写经书,形成形像的巫图。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象形文字书写体。

  达巴的象形文字具有固定的形、音、意,并附有复杂的宗教意义,已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正在形成中的文字。达巴原始文字形体固定,笔画简洁,多数是表意和指示的纯符号,虽有少数像形符号,也是突出特征,笔画简缩,仅存其轮廊,趋于符号化,是达巴原始文字的特点之一。然而达巴原始符号只限于达巴占卜用,原始符号数量少,不能组成句子记录语言和交流思想,只是达巴原始宗教的记事符号,从这方面看,达巴的象形文字比东巴象形文字要原始。

  第三,象形文字达巴经还有一定原始性、随意性,从目前所见到的四种抄本看,各抄本大同小异,说明其共性是主要的,但各抄本又有一定差异,不仅每天的字数不一,少者一个,多者两、三个字,有些字型也有变化,解释不尽统一。这些特点告诉我们,达巴的象形文字正在初创之中,因此随意性较强。仅限于历书一种,还不能记录其他经书,说明达巴象形文字比较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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