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失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通常有很强的破坏性，但若运用得当，其“建设件”也同样个可低估——古“西南丝绸之路”的由“阻”到通便是一例。

　　“蜀身毒道”发育成“路”之初，不过是一些勇敢的商贩们用双脚“踩”出的一条隐隐可循的民间小道，且囿于部落割据，时通时阻，汉使遭拒。于是汉于朝“不得已”以兵威相加，先是武帝派大军“复事西南夷”，讨伐了堵截汉使的“昆明夷”并乘胜西进，“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结果是军队到了哪里，古道也就通到了哪里；此后随着哀牢王深感“汉威甚神”，请求内属，一条渺远的小道也就随着战争的介入而通行无阻，并渐渐地被拓展得相对宽敞易行了。

　　汉王朝开疆拓土，不但新辟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对外开放的“特区”——永昌郡，还与“永昌徼外”的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少带有点“主从”意味的“和平友好关系”，于是从此往后，永昌道上使节往返，进宝献珍、求附讨封者不绝于途，“汉威”之“神”，百尺竿头又进一步。这一步为古道的迅速发育和成熟发挥了历史性的催化作用。

　　或许是因为古道的开通曾得益于战争之助抑或战争本来就喜欢在有大路可行的地方显示悲壮的缘故，迭宕起伏的永昌道在迭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也和这宕起伏的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武侯南征，据说曾“火烧藤中兵”，虽史证不足，但许多人包括“千古奇人”徐霞客却深信不疑：武侯设伏的盘蛇谷，就是永昌道逼近怒江的那段“此险之直冠滇南也”的盘蛇谷道；南诏“西开寻传”，征服了许多徼外小邦，走的依然是这条永昌道……为了方便征战，至迟在宋代，当政者还在永昌道上设置了完备的古代军事通讯设施急递堡和烽火台。于是但遇边事，或烽燧示誓，或快马传书，均可作出“快速反应”。

　　据《续资治通鉴》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蒙古王国“遣使征缅甸朝贡”，结果对方“不从”，并遣将“率众侵扰永昌(今保山)。云南行省遣兵伐之”，从而引发了中国靖边史上别开生面的著名战例——人象大战。关于这场奇特战争的战况，意大利大旅行家曾在1287年(战事发生之后的第十年)亲临战地进行了采访并在其“行记”中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大汗的军队”与缅王的五万马步兵及战象二千头在．“永昌平原地区”发生了激战：由于“缅王的象队”每头战象背上都架有坚固的小“木楼”供士兵以长兵器发起攻击，杀伤力很强，故两军相接之时，“大汗的马队”都装作十分惊怕的样子，未战先退，“缅王”(应为缅将)不知是计，遂驱象猛追，并一直追进了一座大森林中。这时“大汗的军队”伏兵齐出，放箭射象。战象受惊，便掉头狂奔，以致缅军“阵势”大乱。结果，大汗的军队终于大获全胜，并擒获了“二百或二百只以上的象”——这些“象俘”除择十二头进献“大汗”报捷外，余者曾在潞江坝旧城后山取石凿槽集中饲养，至20世纪80年代犹遗存巨型“象槽”五十余具，惜后被农户用作石料搬走，今仅存二具，为文物部门收藏。

　　“万历十一六月期，孤军深入滇之西。莽酋猖獗恃象马，火龙霹雷皆烟飞。六慰三宣破肝胆，八百一统称华夏……”这是民族英雄邓子龙写于保山的一首边塞诗。有明一代，永昌(今保山)烽烟迭起，边事频生，有史可考的边境局部战争不下数十起，其中发生在正统年间(15世纪中叶)的兵部尚书王骥的“二征麓川”，曾“大发兵十五万，传饷半天下”(《明史纪事本木•麓川之役》)，鏖战于高黎贡山两麓。其规模、气势之壮，堪称古道战史之冠；而一个世纪后爆发的邓子龙平边之役，则以兵精将智，出奇制胜为人乐道：明万历初年，弑其妻兄陇川宣抚司宣抚使多士宁并窃据陇川之地的汉人兵凤伙同木邦土领罕拔等，勾结缅酋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边境战乱，进而拥众十数万“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寇猛淋，剽焚为烈，恃象马，所向无前”，气焰十分嚣张。至万历十一年(1583)，腾越、永昌、大理告急，全滇震动。抗倭名将邓子龙(1531—1598)奉记调任永昌参将，“携部兵三千，弃妻子而来。”在永昌城休整三天后，挥师出城，并指着镇南门道：“不复三宣诸郡……不复入此关!”遂于姚关偃草坡巧借地利设伏，并“令前军偃旗搦战”以诱敌深入。待敌大军拥至，则“令左右伏兵大张旗鼓，火龙尽发”，顿时杀声震天，“火箭中象，象奔，伏弩齐发，红衣数头目俱落象，翼兵冲击，缅大溃……”(以上引文均自《恤忠祠记》)于是乘胜追击，最终将敌迫至水深浪激的猛波罗河(怒江支流)。是役，邓军将士以一当十，射杀缅将(“红衣大头目”)十余员，歼敌数万(以追击中溺死于猛波罗河者居多)，并“擒获生象五只”。首战告捷后，邓子龙又挥师南指，先后于湾甸生擒敌酋、耿马捣毁敌巢，连创以少胜多的边关战史奇迹，并一举扭转了西线“二室六慰”相继失陷后的不利战局，巩固了西南边防：战事平息后，邓子龙镇守姚关(距今保山城南约70公里，原属保山县，1962年施甸设县时一同析出)六年，筑镇姚所城，辟清平、朝天、万仞洞天，并留下了“烹象处”(即邓子龙突施奇兵大破象阵后烹象大宴将士之所)，血战桥、磨剑亭等战争遗址。

　　清顺治卜五年(1658)隆冬时节，繁霜泛青，冷风飕飕。“瘴烟蛮雨万山深”的永昌道上，惶然走过了一个“马背上的朝廷”——由桂、黔转入滇中落脚的南明小王朝在三路清军压境的危局中，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锥之地昆明西逃。于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线血脉永历帝朱由榔在沐天波、李定国、白文选等大将的护卫下，偕一干重臣宫眷循千年古道经楚雄、大理，经过二十来天的风餐露宿，于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初四“驾临”永昌府城保山，并在此度过了为期四十一天的一生中最后的相对安稳的日子。吴三桂、卓布泰等不战而得昆明后，又马不停蹄地跟踪追击，并在下关附近击溃了巩国公白文选的后卫部队。消息传来，尚在保山城中的永历帝惊恐万状，遂于正月十五日偕文武官四百余、杂役护卫三干余仓惶离开保山奔腾越。晋王李定国则集“举国之兵”六千余众于高黎贡山东坡之古道要冲磨盘石一带的险径绝岭之上设伏三重，据险待敌，期能出其不意，一举歼灭追兵，进而挽狂澜于既倒，回兵东进。不料，当清军追至潞江边时，大理寺卿卢桂生叛变告密。吴三桂得悉明军有备，便将汁就计，采取避实就虚，迂回包抄的战术，明里保持“追击”态势以稳住明军，暗中派兵轻装潜行，穿插于伏兵侧翼，以成夹击之局。部署完成后，先用新式火炮猛轰伏兵阵地，接着穿插部队突入明营。明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殊死拼杀后伤亡十分惨重，泰安伯窦名望，广昌侯高文贵等四将领阵亡，李定国寡不敌众，率残部夺路顺高黎贡山南下，转战滇边。

　　先行到达腾冲的永历帝及大批随臣闻磨磐石兵败，不得不携宫眷及少量军兵出奔缅甸。至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又命吴三桂、爱星阿率军直往缅甸执拿永历帝。次年正月，缅方被迫杀冰天波等明臣宫眷42人，并将永历帝移送清营。康熙元年(1662)四月，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位“天子”——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逼死坡。当时，其遗臣晋王李定国犹于中缅边境一带与缅、清两家之兵苦战，闻永历帝被害，五内俱焚、万箭穿心。遂令全军缟素，遥举国葬。不日大恸而亡。从此，永昌道上曾经漂泊过的那个穷途末路的“马背上的王朝”便再无声息，永远地成了史家笔下一抹淡淡的哀伤……